行稳致远：解读李克强辽宁讲话之开放篇

每次对外开放大举措都极大促进了发展和改革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    

行稳致远：解读李克强辽宁讲话（1）-开放篇

    编者按：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辽宁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使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为了深度理解李克强总理的这次讲话，中国经济时报从今日起，特别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六位资深专家，从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改革、调结构、开放、金融、民生等六个方面进行权威解读，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6日在辽宁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时说，我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今后的发展还要继续依靠改革开放。我们要适应国际市场的新变化，研究实施鼓励进出口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举措，实行更加统一规范的通关便利措施，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吸引外商投资，鼓励国内中高端产品走出去，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局面。

    如何理解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局面？中国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就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

    寻求中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动力是总理讲话的题中之义

    在1月、2月经济数据低于预期的背景下，很多人把李克强此次辽宁调研讲话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联系在一起。但隆国强理解，李克强的讲话更多的是着眼于中国经济调结构，提质、升级，寻求中国经济中长期的稳定增长动力。

    “经济短期确实有下行的风险，但总理一直在讲合理区间。”隆国强认为，在短期波动中，增长不低于下限，通胀不高于上限，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当前经济确实是有一些压力，但还没有突破增长的下线。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增长波动，但解决方案不能是掉一点就刺激一下，还要着眼中长期，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隆国强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外部看，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全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应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传统的一些机遇，比如说外部市场繁荣没有了，但还有新的机遇，比如我们到海外并购的机会。

    从内部看，我们的内部变化更加深刻。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比较优势的转换期、改革攻坚的深水区、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非常复杂，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和结构调整任务非常艰巨的情况下，我们除了要关注短期经济波动外，要更多地着眼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方式转型、形成新的全球竞争优势等，需要用更大的视角，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每次对外开放大的举措都极大促进了发展和改革

    “如果总结前30年的对外开放，我觉得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不动摇。”隆国强说，对中国这样的赶超国家来说，开放非常重要。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后进国家通过开放，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加速推进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先进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历程。

    通过对外开放还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和国际规则，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尽管在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承受一些外部冲击和压力，但中国过去30年一直坚持对外开放，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认真分析判断国内外形势的情况下，我国每次采取对外开放大的举措，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比如，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入世贸，都掀起了对外开放和改革发展的热潮。

    “开放如果没有国内体制的改革和竞争力的增强来配套，开放是不可能单兵突进的。”隆国强说，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支撑开放，开放与改革是个互动过程。开放了形成了竞争压力，这种压力要求我们要改革，改革到位之后会增强进一步开放的能力，就形成开放和改革良性互动。中国的发展表明，哪里开放快、开放多，哪里发展就快，开放前沿的地区发展都比较好。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实力排在十几位，由于受益于率先开放，已经连续多年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

    此外，隆国强提醒，开放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开放的本身应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你不开放错过机遇，但同时也要承受开放带来的风险。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时管理不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中国前35年的开放之所以大大的获益，是因为做到了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就是制定正确战略，采取得力措施，把握开放节奏，从而实现趋利避害。

    吸引更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外国投资者

    “如果放在全世界来比，外来投资占我们整个投资的比例是持续下降的。”隆国强认为，中国虽然多年来是一个引资大国，但从中国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来看，在全球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指标是较低的，所以中国还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同时对投资者要选择。

    隆国强分析，过去中国吸引外资偏重制造业，在制造业里又偏重出口型。但在新的背景下，他认为制造业优先还是应该坚持，但选择有出口竞争力的外国投资者时，要更多地吸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投资者。

    隆国强说，我们原来比较多的是吸引劳动力密集型投资，现在，我们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所以我们要吸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投资。一方面，我们应该让他们分享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也应该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利用全球市场。这样，除了有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我们也希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外国投资者到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的生产要素优势结合起来，参与全球竞争，成为中国未来参与全球高端产业竞争的一部分。

    服务业开放是重点

    “多年来，服务业的进出口规模虽然增长很快，但长期是逆差，而且逆差越来越大。”隆国强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业愈发显得相对滞后。这也反映了我们服务业竞争力比较薄弱。

    隆国强认为，服务业发展滞后、竞争力比较低的原因是：对内是管制过度，对外是开放不够。所以服务业要发展，对内就要改革，对外就是加大开放力度。

    隆国强说，加大服务业开放，是我们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本届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在上海自贸区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就是把服务业作为新一轮开放的重点。在扩大准入方面，第一批率先开放6大领域18个服务部门。服务业对外资管理体制从原来的审批制，转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方式的管理方式。“开放本质上就是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隆国强说。

    贸易便利化改革还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

    “以前一辆卡车通关是6分钟，现在是30秒。”隆国强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说明，在通关便利化方面，我们既可以管得住，又可以高效率。原来报关要排队、审核，现在直接是电脑无纸化报关，省了很多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

    隆国强表示，上海自贸区通关体制改革表明我们在贸易便利化环节上有很多改革挖掘的潜力。他还举了去年8月出口法定商品检验改革带来出口变化的例子。中国质检总局和海关总署去年8月1日宣布，对1507个海关商品编码项下的一般工业制成品不再实行出口商品检验。

    隆国强透露，这些取消出口商品检验的产品，在后来的4个月里增长了30％，而去年全国进出口增长只有7．8％。“这说明我们在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对于出口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隆国强说，去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海关通关便利化改革，检验检疫改革，都是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这些举措不仅是有长期效应，而且有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

    对外投资对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越来越重要

    “我们的对外投资，2003年是28．5亿美元，去年是901亿美元，10年增长了30多倍。”隆国强认为，“走出去”不仅是政府的战略，更主要的是，中国到了比较优势转换阶段后，企业自身需要整合国际、国内的资源，需要“走出去”，需要通过对外投资去整合全球的高端资源。

    隆国强说，随着国内比较优势的变化，中国企业急需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限制在哪儿？就是缺技术、品牌、国际销售渠道。技术、品牌、国际销售渠道如何做？两条路：一是自己在国内搞研发创新。二是到国外去并购，就是通过海外的投资，获取研发、技术、品牌、国际销售渠道。

    隆国强认为，目前政府“走出去”战略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体制还不配套；还有很多很繁杂的审批程序；企业 “走出去”的服务支撑还很薄弱。如，法律服务、信息服务、海外资产安全、人身安全、走出去需要的人才培养等。

    “在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管理，把前端的审批变成过程的监管以及服务支撑体系建设等，政府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隆国强说。

    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

    “我们现在正面临席卷全球的区域一体化浪潮，这一浪潮不仅影响未来经济格局，而且蕴含着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隆国强认为。

    当前，美国主导并推动两个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完成谈判后，将建立一个以美国为轴心，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全球两大自由贸易区，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中，中国处于被边缘化的局面。

    此外，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最大的区别就是不限于边境措施。我们要适应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演变，既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又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我们仅仅在边境措施或者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需要在其他体制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才可能适应国际竞争新环境。

    面对区域一体化浪潮，我国也必须加快推动各式各样的经济贸易合作。这些年我们建成并已经生效的自贸协定有10个。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新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构想。

    隆国强说，如今，中国已经从当年的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大国有新的要求、新的诉求，应该有一个更宽的战略空间。这就需要我们参与到全球的治理体系中，在全球规则制定过程中要体现我们的利益。(段树军)